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密集期。从农村改革,到财税、国企改革,再到如今的全面深化改革,伴随着改革的发展,中国经济和社会也迎来了飞速进步,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繁荣和安定。
但所有的改革都没有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公有土地制度,以及以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在详细考察历史之后,我们得知:这三大基础都是中国历史上,历朝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官营产业、土地制度、货币垄断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依靠从外国学来的理论而是凭借传统带来的本能。
税收是国家控制的主要手段。从农业税到专卖制度,财政收入越多,中央集权就越稳定,除了中央之外,其余机构无权收税,也不能给官员发放工资。这样,官员就成了中央政府豢养的统治工具,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官僚网络牢牢控制了民间。
这一机制确保了政权对地方的控制,也维系了社会秩序的稳定。然而,跟着时间推移,这种集权财政体制往往需要面对一个巨大的问题——“官僚机构和军队规模的扩张使财政压力持续增加,导致税收不足。”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整个帝国维持稳定的系统会慢慢的变庞大,古代低生产力的农业社会逐渐养不起偌大的官僚阶层。
然而,随着财政需求的持续不断的增加,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激进的手段(如卖爵、垄断盐铁、垄断经济、增税、国有公司运营)来填补开支以应对战争或其他高昂开支。
书中汉武帝的财政改革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成果,本来是财政富裕的时代,但他发动针对匈奴的战争,迅速耗空了国库,仅仅靠农业税没有办法弥补财政赤字。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汉武帝决定依靠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建立了一系列的国有企业。”
在扩张阶段,中央集权通过种种财政手段获取更多资源,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但跟着时间的推移,财政压力最终使得这些手段难以为继,导致社会不满,甚至政权的崩溃。政体制是中央集权的脊梁骨。财政的崩溃往往标志着王朝的衰败,
王朝衰亡更替,必然是财政危机引起的失衡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从汉武帝到宋代的纸币膨胀,再到明朝末期的税收危机,财政始终是决定王朝命运的核心因素。即便在今天,财政体制的稳健与否,依然然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
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其最早的雏形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秦始皇通过统一度量衡、货币、税制,构建了高度集中的国家财政体系,为国家力量的扩张奠定了基础,建立起有效的财政体系。虽然财政负担加重导致了秦王朝的迅速崩溃,但秦朝的财政集权奠定了中国未来数千年集权制度的基础,为之后的汉唐留下了宝贵的财政经验。
汉初的财政政策则相对宽松,采用“黄老之术”,推动自由经济发展,避免过度干预市场。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休养生息政策立竿见影,很快地,国库充盈,民间富裕。然而,随着汉武帝的登基,汉初积累的巨量财富在战争泥沼中一扫而空。
汉武帝的治国理念不仅是巩固中央集权,还在于通过扩张来提升帝国的实力。“战争”就成为推动财政集权的催化剂。对匈奴的长期战争,迅速耗空了汉朝原有的财政积累,汉武帝不得不通过一系列财政改革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和军费开支。通过垄断盐铁等关键资源,汉武帝确保了国家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财政收入来源得以多元化,集权也进一步加强。
卖爵制度和货币贬值是汉武帝为应对财政危机的另一重要手段。为了缓解战争财政压力,汉武帝推行卖爵制,允许人们通过购买爵位来换取政治地位或减免赋税,这既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帮助政府维持了对社会的控制。同时,汉武帝将货币发行权垄断到中央政府手中,利用货币贬值,从民间抽取财富。
唐朝的兴起同样离不开财政集权的作用。唐初的“租庸调制”是一项财政创新,通过向百姓征收土地税、徭役、实物税等形式,构建了一个相对公平、稳定的财政体系。这一制度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帮助唐朝在开元盛世期间积累了大量的财政盈余。
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财政体制遭遇巨大冲击,原本的租庸调制难以维持,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逐渐削弱。藩镇割据的出现正是由于财政失控,中央无力继续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导致地方势力崛起。
王朝的兴起与财政集权的建立密不可分。每一个兴盛的王朝背后,都有一套强大的财政体系作为支撑。这些体系通过税收、垄断、货币控制等手段,确保了中央对资源的掌控,强化了对地方的统治。然而,当财政体制开始崩溃时,统治的根基也不再稳固。
王朝的兴盛期,财政往往处于积极扩张的状态,以支持帝国的强大运作。汉武帝就是这里面的典型例子,汉代的一场战争花费能够达到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最终汉武帝财政需求的,是垄断自然资源、开办国有企业,这种资源垄断不仅包括盐铁官营,还涉及货币政策和大规模卖爵,通过这套财政策略,帝国集权能够获得短期内的稳固。
但正如书中所述,国家在高昂的军事费用、庞大的官僚体系和持续的工程开支中难以为继,不得不采取财政扩张的政策,短期成功掩盖了其长期问题,但体制中的财政矛盾会逐渐显现,到后来就会转化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是农民起义。
赵匡胤知道强大的军事和官僚系统是维护中央集权的关键,然而,宋朝自始至终面临北方强敌如辽、金等外族的威胁,为维持庞大的军队和防御体系,宋朝的军费开支成为历史上最沉重的财政负担之一,中央政府不得不依赖一系列垄断政策,尤其是茶盐专卖制度,来增加财政收入。
王朝财政扩张往往是为了应对危机而进行的应激反应,但随着中央对资源的需求持续不断的增加,财政压力逐步演变为结构性问题。茶盐专卖制度是宋代财政集权的重要体现。通过将茶和盐等重要商品纳入国有专营,宋朝政府得以垄断这些重要经济资源,这种使得宋朝政府在短期内积累了大量财富,但也使得国家对经济的掌控过于集中,压制了民间的自由贸易,削弱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让帝国财政陷入更深的困境。
随着财政压力的加剧,这种控制力逐渐削弱,国家陷入财政失控的状态,政府不得不依靠更激进的手段来维持运转,而这种策略往往导致更深的危机。财政扩张和失控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逐步侵蚀社会结构的。当财政无法支持庞大的官僚系统时,社会动荡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农民起义、地方割据随之而来,最后导致了王朝的崩溃。
宋代财政体制的困境不仅仅来自于垄断政策带来的经济失衡,还体现在纸币滥发与通货膨胀上。宋朝是历史上最早大规模发行纸币的王朝,最初的目的是解决银钱短缺问题,推动流通和财政收入。但由于政府滥发纸币,货币的贬值迅速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削弱了国民的购买力,也动摇了财政体制的根基。
明朝的财政崩溃也是一例。为维持中央集权,明朝通过土地税、徭役和垄断商业来增加收入,但这些举措并没解决根本问题。明朝晚期的财政困境最终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农民起义,加速了王朝的崩亡。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书中多次提到中国古代王朝在财政和治理上的“制度惰性”现象,指的是跟着时间推移,原本有效的制度逐渐丧失活力,变得僵化,甚至成为阻碍国家发展的桎梏。历代王朝的兴衰,往往不是因为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制度一旦确立,就很难随时代变化而调整,结果导致国家陷入衰败。
制度惰性在中国历史上往往从某个创新的制度开始。初期,这些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应对财政、军事或社会上的某种危机,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然而,跟着时间的推移,制度逐渐固化,丧失了原有的灵活性。这种制度的僵化使得国家无法快速应对社会、经济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最终引发危机。
制度惰性还与官僚体系的膨胀紧密关联。古代中国的官僚系统本是为维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随着官员数量的持续不断的增加,财政负担也随之加重,而这一体系却没有正真获得有效的调整和优化。当官僚体系膨胀到某些特定的程度时,国家无法负担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官僚系统的运行效率也随之下降,结果形成了制度的自我封闭和僵化,中央政府无力进行相对有效的改革,导致财政崩溃和社会动荡,最终引发了农民起义和王朝的灭亡。
制度惰性不仅影响在位王朝的运作,还影响到朝代更替后的政权。历代新王朝上台后,往往选择继承前朝的制度而不是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因为改革意味着高昂的政治和社会成本,而这一选择导致了制度僵化问题的代代相传。唐朝的两税法和土地制度在早期得到了广泛推行,初期效果非常明显,但跟着时间的推移,地方割据和土地兼并问题日渐严重,中央政府无法对制度进行及时调整,结果导致安史之乱后财政失控,藩镇割据的局面加剧了中央集权的衰弱。
制度惰性也不仅是古代的遗留问题,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和财政制度上,依然如此。
财政不单单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控制的工具。现代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仍然继承了这种历史遗产,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土地财政等方面。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垄断地位,依旧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也与古代王朝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效率低下、市场活力不足。
现代中国的土地财政模式与古代的土地政策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书中提到,唐代的土地公有制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土地控制来实现财政收入的模式,这在现代的土地“出让金政策”中也得到了某种形式的延续。唐代的土地公有制最终崩溃,部分原因主要在于土地私有化后税收无法继续维持庞大的财政支出,导致政府财政失控。现代中国的“土地出让金”虽然在短期内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一旦土地资源枯竭或市场需求下降,我们又将去向何方?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是一部透过历史尘埃,细致剖析王朝兴衰背后隐秘力量的杰作。郭建龙用犀利的笔触,勾勒出中国古代王朝数千年间的兴亡轨迹,揭示出看似强大的帝国背后,财政才是真正维系整个庞大机器运转的核心所在。
在这本书中,财政不是冷冰冰的数字,它承载着国家的野心、皇帝的美梦。财政不单单是一个国家财富的体现,更是一个社会运作的血脉,一旦失衡,权力的金字塔便会轰然倒塌。那些宫殿、城墙,最终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抹余烬。
两千年历史流下的经济血泪,依然提醒着我们,财政,从来都不是数字的游戏,它决定着每一个王朝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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